哲學與生活——劉擎教授與華東師大哲學系學生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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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30日下午,華東師範大學哲學拔尖學生培養基地咨詢專家劉擎教授在華東師範大學閔行校區人文樓2204會議室與哲學系本科生鄧希瑋、王瀚慶、章佳傑、石心宇、李晨怡、杜俊傑對談,內容主要圍繞自己的學術與生活體驗、哲思與生活之間的關系與當下大學生的生活狀況等話題展開。劉擎教授與對談的同學們以平等的方式交換了許多深刻的意見,使得話題得到了充分的推進,令人受益良多。以下對談內容由鄧希瑋、石心宇、杜俊傑、李晨怡、王瀚慶、章佳傑整理而成。
整理|鄧希瑋、石心宇、杜俊傑、李晨怡、王瀚慶、章佳傑等

哲學與生活——劉擎教授與華東師大哲學系學生對談

一、公共寫作與公眾啓蒙

杜俊傑:近代中國好像一直面臨著救亡與啓蒙的問題,而在實際中似乎救亡的需求往往是壓倒啓蒙的。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您如何看待救亡與啓蒙二者在中國的張力,以及啓蒙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與位置。

劉擎:我們可以將這個話題拉回到近代科學革命的背景。機械化的認知圖景,不僅僅是機械化的設備,而是對於世界的認知方式。科學革命後,我們開始把世界看成是一個大鐘表,一具機械。我們認為了解它的原理,知道背後的規律,以此就可以改造自然,發揮生產力。這樣一種工程師的思維在全球範圍內都有某種共同的意義。在蘇聯社會主義裡,這種認知方式特別強烈,因為他們不僅意識到自然規律,也意識到社會規律,這也與馬克思主義的某些主張有關系,因為馬克思是一個非常有科學意識的人。據說他的《資本論》是要獻給達爾文的,他想做達爾文在自然世界中做的事情,不過是在社會領域中做出來,即破解整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最根本的邏輯和規律,然後再改造它,並進行革命性的改造。

在蘇聯,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社會可以是有規律的,可以建構、完善、發展。因此,工程師的思維變得特別強。斯大林曾經說過,「教師是靈魂的工程師」,但在中國,我們以前說教師是園丁。園丁這個隱喻是生物性的,即修剪、滋養和澆灌,而不是任意地以剪裁和切割的方式來鑄造。因此,我覺得園丁這個比喻可能更貼切、更符合教育的本質。

而在現代社會中,我們看到了完全科學主義的工程師式的理性是有它的片面之處的。這一片面之處包括認識到理性的局限,人們嘗試去協調理性與情感感受。在這個意義上,啓蒙的意義是要讓我們從任何一種蒙昧,這也包括科學主義,帶來的盲區、片面性裡面走出來。我們仍然需要不斷地克服自己過去的偏狹。

李晨怡:您在做一些哲學普及,或廣義上理論普及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畢竟要向大眾科普哲學,就不得不把理論講得簡單;但是使得理論變簡單的同時可能會使得理論過於簡單,那些艱深的理論幾乎不可能在毫無損耗的情況下被「生產」給大眾,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面向大眾的哲學普及將往往錯失其中最為精彩和微妙的部分。不知道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劉擎:對,這裡其實有兩個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你會發現其實講簡單很不容易。當你被要求用日常語言解釋哲學理論的時候,會發現可能你的理解並不像你以為的那麼到位。很多時候寫期刊的人會假定大家都是professional readers,在這種情況下我寫得含含糊糊,你讀得含含糊糊都沒關系。不懂的時候,有時借助術語就可以混過去了。但在普通大眾那裡你就滑不過去,就比如我們要借用康德講的關於「超驗」和「先驗」的術語解釋一些問題。這個問題你們哲學專業的都能理解,對不對?但你跟非專業讀者就無法解釋。這時候我就會重新回去讀一些原著,重新把它搞清楚。只有當你徹底搞懂它,你才能夠用平白語言說出來,但這其實是很困難的。這是一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就是如同你所說的,我們不得不簡單化表達。因為人們的志趣是不一樣的,不是所有人來了解這些問題都是想成為一個哲學工作者。當然有些人,特別是年輕孩子,因為在中學被激發興趣,他們願意去大學裡學習哲學。大部分人願意了解哲學是因為他們想通過哲學啓發自己的生活實踐,啓發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對這些人來說,簡單化也沒問題,這些簡單的線索和思路足夠促使他們去進一步學習。我認為這些普及起到一個橋梁的作用,哲學門檻可能很高,但我可以搭起這樣一個橋梁,希望你去讀更好的作品,甚至是最偉大哲學家的原著。

但這樣的做法也容易受攻擊。有人會說,大家會覺得有哲學科普的快餐吃,就不去吃原著的大餐了。因為大餐很貴,至少它的成本更高。我會說,如果沒有通俗讀物,有些人可能快餐都不會吃,這對公眾並不算造成了甚麼損失。

當然,還有一個麻煩是你的話會被斷章取義。在社交媒體時代確實沒辦法,人們會把你話裡的一些「金句」拿出來,但這可能那是我要反對的話。我說完,接下來的事就沒法控制了,我也沒法申訴那不是我的原話,或者那不是我的經历。這也算是一個代價吧。

哲學與生活——劉擎教授與華東師大哲學系學生對談

二、哲學學術與哲思生活王瀚慶:我想把這個話題從公共領域的通俗寫作引向學術界裡面的一個問題。我關註到您這一輩的學者和當前的許多青年學者在治學風格上可能具有一定的差異,您這一輩的學者很多是從改革開放那個時候走過來的,是做一個最基本的學術奠基跟一個開發的工作,我覺得很多東西你可以說它甚至是比較粗糙的或者比較粗線條的,但是我認為這當然是比較必要的。而現在的很多學者他做的東西非常的精細和精致了,比如說像我關註的羅爾斯之類的學者。我覺得這個差異當然是好的,差異的背景是接觸到的資源的不同,但是現在隨著這樣的一個精細化和精致化的發展,我們也錯失了很多,我們可能需要重新考慮一些該被納入學術寫作的東西。

劉擎:我覺得80年代是一個思想暴雨的時代,我們做學術不僅關切自己的人生,還會關切社會的巨大變化,問題的關切與治學的旨趣是一致的,所以你會去想大問題。當時我參加了甘陽主辦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的第一期高級講習班(但是後來就沒有第二期了),我是作為那一期學員代表發言的。那時候大家懷著激昂的、像啓蒙運動一樣的情緒,思想像狂風暴雨一樣來,你就做不到精致。我剛剛到西方去留學,突然發現我實際上不會寫論文了,我第一次寫完論文老師和我說「你了不起」,能夠去處理這麼大的問題,其實這裡暗含著一種批評,表達得很溫和的批評。因為你實際上不可能用一個term paper(學期論文),在僅僅15頁的篇幅中真正深入地討論「現代性」是怎麼回事。經過西方學術訓練以後,你會知道用怎樣的方法討論問題是有效的。當然後面更晚的、新世紀以後出去留學的中國學生,他們的起點就不同,能夠很好地介入很精致的論述(學術討論)。

當然學術界和公共思想界永遠是需要兼顧的,它們並不是兩個領域。像Michael Sandel,他會提倡所謂「public philosophy」。公共哲學和專業哲學之間是有聯繫的,沒有專業哲學介入的公共哲學會空疏且難以深入,而現在公共哲學的成果恰恰又是以往專業哲學inform的。這兩者應該是相輔相成的,而且從分工上說,有些人可以主要做專業哲學,有些人也能兩者兼顧。像Sandel可以說是專業學者,他29歲發表的博士論文《正義與自由主義的局限》可以說是他學術質量最高的作品,後來他慢慢變成一位公共的(學術水平很高的)知識分子。當然我問他的時候,他是不承認的,他說那個(《正義與自由主義的局限》)只不過是更學究氣一點的(作品)。所以,確實有人是可以兼顧的。但有人能在兩個方面都做到特別好嗎?我想很難。

有一些人,比如羅素在當時的專業哲學工作,可以算是非常了不起吧?他是想兼顧二者的。但你現在來回過頭看,羅素可能不是第一流的哲學家。那麼既然能兼顧的人不多,大家就可以合作。我認為做公共哲學的知識分子,你就要努力學習專業知識,但你可能永遠學不全。而在專業哲學領域,越來越多的學者,特別是分析哲學的傳統中,有時在歐陸哲學也差不多,他們著眼於做特別細小的一些東西。這些工作總的數量很龐大,其中的一些研究對學術事業的整體進展是有貢獻的。但在另一方面,也會減弱哲學與生活和社會實踐的相關性,就像羅蒂說的,哲學變成「increasingly irrelevant」。那麼多論文發表後的命運,大多就是自生自滅,只有很少一部分後來被視為重要的,引起反嚮。當然,可能需要足夠大的生產基數,才能產生極少部分傑出的研究成就,在自然科學界大概也是如此。

那麼,作何選擇可能取決於個人的特點以及偶然性。我覺得,如果要把公共哲學和專業哲學視為兩種類型的工作,個人的選擇有自己的心性和能力的特點,而這兩種類型也不是相互隔絕的。但是,兩種類型各自都有高低之分。有些專業研究的做法,生產「關於文本的文本的文本」,貌似高深,但它可能不僅在公共意義上沒有價值,在(專業)學術上也未必那麼有價值。而有些公共言論,思想內涵過於空洞或者說「太水」了,哪怕可以通過商業包裝和炒作流行起來,但對於公共領域中的討論、對一個社會的智識發展可能沒有任何真正的貢獻,也是會方生方死的。

所以如果一個人很流行或走紅,這本身並不標志著甚麼。那麼對我來說,要特別警惕思想內涵空洞化的危險,如果哪天自己變成這個樣子,那你們就幹幹脆脆地唾棄我好了。

石心宇:剛才老師提到,您那輩學者出於對自己人生和時代的關切去學習文科或者是學習哲學,其實我們很多人可能也是這樣。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在剛進哲學系的時候,就有老師跟我們說,你要把你的這些想法全都拋掉。在哲學系學習你是解決不了你的人生問題、人生困惑的。在座大家可能都對政治哲學比較感興趣,但在讀了一些人文社科類的書籍論文後,我們其實可能都會感覺到問題的提出比問題的解決要多得多。而且那些系統性的、結構性的問題,對我們個人來說太龐大了。您怎麼看待這種環境之下的專業學習呢?

劉擎:對,這裡面有這樣一種挫折感,因為我們帶著關切來探索,希望學習的專業可以回應我們的這種需求。這有點像中文系老師常常說的,「對不起,我們中文系不能把你培養成作家」。但是我認為,學習哲學對於你們實際關切的問題,至少還是迂回的幫助。這點從何談起呢?

第一個是路徑和方法。我相信無論是比如說形而上學、邏輯學、心靈哲學、認識論,這些訓練都會幫助你建立甚麼叫好的思考。好的思考它可能不是一步達成。有時候哲學思考和科學家的研究是一樣的,都是一步一步推理分析,只不過它們的起始假設不一樣。這些思維的訓練對你是有一個方法論的幫助的,使你有所謂批判性思維,或者一種對根本性的大問題發問的氣質。
然後你會去反思自己。不僅是自己的觀念,而且是提問的前提。比如說你人生的問題、社會的問題,你所要質疑的可能是那些在主流話語中被視為自明的前提,對吧?重新反思這些前提,結果常常不是問題被解決了,而是問題被改變了,甚至被取消了。那有人會說問題還是沒解決呀,但是我覺得一個問題從一個提得不太高級的問題變成一個比較高級的問題,它本身就是一個進展。而且人生的問題是無窮的,對於那些永恆的問題、終極關懷的問題,你在不同時期可能有不同的回答。在這個意義上我接受了一種想法:就其本源來說,哲學並不是為了徹底解決問題而發展的。如果問題都能解決的話,我們不會到現在還在引蘇格拉底、柏拉圖、孔子。理工科的朋友經常會嘲笑我們,他們永遠在研究最先進的東西,但我們兩千年不進步。這在一開始其實挺難接受的,但哲學其實並不是為解決問題而存在,而是為了不斷澄清以及回應大問題而堅持。後來你會發現,我們內心實際上能接受這樣一種哲學精神,這種哲學精神或態度,會賦予生命一種獨特的精神氣質。然後,你甚至會感到,如果人類對這些大問題獲得了確定無疑的回答,這並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人人都能有確定的回答、一切問題都能掌握、我們把一切看透,然後我們的人生就有了高度的確定性,那麼你會多麼厭倦啊!當然,要是你怎麼都不明白自己的生活,一團亂麻,那確實會讓你沮喪;但是,如果你總能被激發起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產生新的回答,又引發新的問題。那麼你的生命處在一個不斷迎接新事物的狀態中。在這樣的狀態,你才感到你在精神意義上是活著的,否則就是一堆現成的答案直接給你了,so boring!

這其實就跟你談戀愛一樣,如果你的戀人哪一天被你徹底看透了,你們的戀情差不多也就結束了。怎麼樣開始和維系一段好的親密關系?在好的親密關系中,你們都得是在不斷成長著的。成長不是說每天分數高一點,而是有新問題去探求,有困擾也有沖突,但又不怕困擾和沖突,其中生命狀態一定是生機勃勃的,那才是有意思的。哲學就是讓我們自覺地意識到你的人生總是未完成和有待完成的,並且能享受生命未定的可能性。徹底完成的人生其實就是死亡。我覺得你們到年紀足夠大的時候,不僅會接受這種精神氣質,而且可能會喜歡它。

當然,在另一方面,人需要基本的確定性的,你們現在有太多疑問,如果一些基本的確定性都沒有的話,會很困擾,會帶來挫敗感和虛無感。這時候你可能需要接受一些沒有經過徹底反省的教條和規則。它可能來自你的父母或老師或同伴,你不妨先將它接收下來。但你要知道,這種接受是暫時的,對你生命的成長而言,這是工作的一個暫時的樁子或者說腳手架,之後可能會有更好的樁子去取代它。我大概在19到20歲的時候,拜訪過一些非常有思想有見識的高人,比如遇到了當時中國社科院宗教所的何光滬老師,還見過一位研究佛教的高人,然後自己又去讀存在主義。因為那時候我有一種執念,就是相信,只有當人生的大問題得到解決以後,我才能開始真正有意義的生活。後來才明白,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確的。你已然開始生活了,就像船已經啓程,你只能一邊開船一邊修船,一邊找尋和調整方向。你不可能說,我把船全修好了,方向也完全確定了,再開始啓程。生活不是這樣展開的。

石心宇:我感覺可能很多您的讀者或者觀眾都會有這種不切實際的期待,就像您找高人一樣,想在您這找到答案。

劉擎:我剛才說的這番話算一種答案嗎?可能某種意義上算是吧。那就是放棄某種幻想、某種錯誤的提問方式或者錯誤的問題,或者不是那麼好的問法,因為實際上你並不需要那樣一種答案,也無法獲得那種答案。現在,好多人特別喜歡所謂「金句」,就是三言兩語就讓你茅塞頓開。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喜歡這個金句其實取決於自己心情。你剛剛進入熱戀的時候,和你在失戀的時候,想聽到的金句可能完全不一樣。對金句的那種需要常常只是迎合自己已有的偏好,這與哲學精神是抵觸的。

石心宇:所以有點好奇,您會如何面對別人對您的這種期待?

劉擎:雖然我並不是真正的哲學專業出身,但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那就是哲學精神或者說哲學氣質,就是「哲學性地思考」。常常有人說,哲學是一個動詞。這是對的。但我也想說,哲學是一個副詞,就是能夠「think philosophically」。所謂「哲學性地思考」,就是保持好奇。哲學始於我們對世界的驚奇,對吧?這是亞裡士多德的名言。他還說過,人是社會的存在,或者城邦的存在,同時又是言語的存在。我們知道人的非自足性、人的生命是有待完成的。這是人的規定性,有的時候會讓人沮喪的。你看,動物就不會為此而困擾,因為動物已然是完成了的,只按生物規律來行為,基本上是被決定的。而在另一面,神具有那種完滿自足性,也是我們人類永遠不可能達到的,對吧?

哲學家以沉思的方式糢仿神,但幾乎不可能全然的實現。亞裡士多德說,人就其自然性而言是城邦的動物,他的意思並不僅僅是要指明「人是群居的」這個事實,不僅僅是一個實然的描述,而是在闡明,人的生活是社會的生活、城邦的生活,也是處在言談溝通之中的生活,只有如此你才成為一個更完整和充分的人。那麼,人處在這樣一種過程當中:我們對世界的好奇,我們的言語,我們的社會生活,使我們能夠不斷地發現和再造,由此生生不息地展開與綻放生命。所以言談溝通不只是生活的工具,這種實踐同時造就了我們是誰,是「自我」的構成性部分。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樣自覺地認識和展開這個生命的旅程。我們是不斷去成為一個更為充分意義上的人,這是一個過程。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是哲學,或者更廣闊地說,智識生活,使你更自覺與充分地發展這種生命力。當然生命力也有物質的層面,你吃好的東西會感到開心對吧?但同時人作為精神的存在,尤其珍貴。所以,哲學的意義不是給了你一個答案,好像你獲得了一個答案就獲得確定性了,然後就完成了停止了。哲學主要是一種啓發和激勵,是一種精神生活的方式,是無止盡的追尋和探索。這樣理解哲學,我覺得對公眾,特別是年輕人,會很有幫助。

王瀚慶:我很認同劉老師的回答。但是就這一點(對他人的期望)來說,我會覺得其實沒有人會真的希望去從某一個人那兒得到一個終極答案。而且我認為一個更充分的主張是,其實沒有人想要在「真正」的意義上讓他的生活被決定。每個人他都試圖在某種「本體論」的意義上希望保留對於自己的生活的權利,這也就是自由對於我們來說很重要的價值。

劉擎:所以《西方現代思想講義》在這個意義上是「有用」的。它提供了一個map(地圖)。一般來說,我們現代流行的知識圖景主要是商業的或者科學的描述。而我在第一講就想強調,思想和現實是互構的關系,沒有離開思想的人類現實。實際上應該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一個常識,但許多人會以為,思想是抽象的、遠離現實的。實際上你的現實世界,特別是社會現實,已然是思想參與建構的現實,只是通常是不自知的。

現代社會是有一個來龍去脈的,它被幾個特別重要的特徵所frame(框定、規定)。一個是超驗世界的祛魅,一個是合理化,就是rationalization。所以你可以借此理解官僚制、行政管理、考核制度、KPI等等,由此就解釋了為甚麼現代人無法擺脫這些基本特徵,但這種解釋並不能完全回答我們應該怎麼辦的問題,而是首先解答why(為甚麼)的問題,就是make sense(說得通、講清楚)現代性問題。這本書會有那麼多讀者,可能也不是我寫得有多好,而是在公共讀物中,特別缺乏一種能夠讓讀者明白自己和自己生活背景的一個論述。現代生活就挺麻煩的,而且已經逐漸支離破碎了。那麼在甚麼意義上,現代生活是破碎的?它為甚麼這樣?它有甚麼毛病?無論從羅爾斯這種角度,或者從馬爾庫塞這種角度會看有甚麼問題,這個是有一定意義的。

石心宇:現在社會其實是高度複雜的。很多人處在其中,然後會隱約地感覺到一些東西,但是不知道為甚麼如此、不知道何以至此、不知道它是以一個甚麼樣的脈絡發展至此。我覺得可能讀《西方現代思想講義》對商業就是有著這樣的作用,就會知道「原來我老板他是這樣的」,知道我們處在科層制、官僚制的社會之中。

劉擎:我覺得像企業中的人,特別是在成長的時候,有很多挫折,可能會感到自己淹沒在日複一日的任務導向的勞作洪流中。然後,就會有人開始思考這一切到底有甚麼意義。我去過的一些大廠,他們高層管理的培訓本來都是商業和管理方面的內容,但現在他們也希望聽人文方面的內容,這是挺有意思的。

章佳傑:事實上我覺得現在很明顯有兩個方面的哲學。一種是我們平常說的作為生活方式的哲學,像人生哲學。還有一個就是作為學術的哲學,我們會說存在主義、分析哲學。我們似乎可以看到理論與現實的二分。但作為生活方式的哲學往往會被所謂學院派覺得是缺乏反思的。但像蘇格拉底其實也說過,未經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所以我在思考,理論方面的哲學是不是可以真的去與我們的生活方式結合,我們是不是可以去過一個哲學的人生,我們是不是要去踐行我們所學過的東西?

劉擎:我覺得這個問題,比如說未經審查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仍然是一個否定性的命題,對吧?但他沒有說甚麼生活就值得過了。按照邏輯來說,經由審查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對不對?這當然也不意味著過度審查的生活就是好的,可能越審查反而越是過不下去的。實際上,蘇格拉底只是提了一個必要條件。對於你作為人的生活是不是值得過,很多人會說我就過一個我自己覺得值得的人生,你蘇格拉底看來值不值得有甚麼關系呢?你就過自己的人生好了。你們哲學專業的同學畢業了,該做甚麼?可以不去做甚麼哲學啓蒙工作,可以去過歲月靜好的生活,或者積極參與競爭、努力掙錢的生活也不錯。但如果蘇格拉底是對的話,沒有真正領會了哲學精神的人能夠容易地過上自己滿意的生活。

在生活中每個人總會在某些時刻有這樣或那樣的疑慮或問題,然後本能地要求解。一般人尋問最直接的表層問題,通常就截止了,不會去無窮追問。現在人的生活因果鏈條太長了,影嚮生活的變量太多了,一個解答就會往往引出下一個問題,於是無法得到滿足,就會陷入困惑。所以現在化約主義會特別流行。我覺得化約主義是讓人抓住一個看似確定的要素,然後通盤解釋一切,這讓人就獲得了確定性的感覺。但這樣的方式其實解決不了疑慮和困惑,而且這樣的生活也很乏味,不太有意思的。

那麼如何去過一個哲學的生活?我覺得這種生活首先應該是非教條的,不是按照某種理論或「主義」的標準去生活,而是面對各種既有的思想傳承,經過自己的閱讀和思考,認可或大抵認可某些重要的論述,常常是把A理論和B理論結合起來的混合物,其中你是在踐行並發展了自己的自主性。如果哲學把你變成了一個就屈從教條的人,那會是很糟糕或可怕的狀況,是非哲學的。比如,尼採非常精彩,特別能啓迪和激發人的創造性和自主性,你或許特別贊賞尼採的思想,但你終究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徹底的尼採主義者,這是反尼採。所以一種哲學的生活,當然會有自己依憑甚至信奉的一套想法,但必定是經由自己思考的,而且往往是活的,是可改變可修正的。

李晨怡:老師你剛剛說,我們隨波逐流的生活也挺好的,只要他們想清楚這個是適合他們的生活就行了,是嗎?

劉擎:表面上看,他們甚至也不用想清楚,只要他們自己覺得好就行。現代社會中,人只需要有一個弱判斷的標準,就是一種底線標準,不違背法律以及不傷害他人的道德標準。除此之外,我們似乎很難有確切的把握說,我的生活方式就是要比你的好,好像不存在一個高低的判決。但深究起來,這種讓彼此都方便的相對主義思想似乎避免了更深的追問,但總會遇到自己的局限或困境。

比如說,大家都認可以正當的方式掙錢總是好的,有了錢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生活,無論你的意願是甚麼。可是你會發現,你賺錢的事業無論是否順利,最後似乎都不太能滿足於自己的現狀。不太富裕的人對自己的狀況不滿,往往會歸因於自己的財富匱乏,這當然是一個真實的原因,但這並不是全部原因,對於有一定財富基礎的中產階層,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原因。只是眼前的財富問題遮蔽了其他或許更重要的問題。我後來遇到許多人到達了所謂的「財務自由」,但他們的不滿和困擾也一樣多。比如,有人誤用唐代詩人元稹的一句「貧賤夫妻百事哀」,相信經濟的窘困就會導致夫妻矛盾,難以解決。但你會發現,富足家庭的婚姻困境,一點也不比經濟貧困或平凡的家庭更少。

所以我相信,好的生活方式還是有某種客觀性在那裡,當然有多樣性,但並不那麼相對主義。無論貧窮或富裕,我們都會遇到那些根本性的、類似哲學性的人生問題。這對於探究哲學的人是一種鼓舞:哲學其實並非沒有用,因為哲學回應著人類的一種根本需求,雖然這種回應通常並不是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現代心理學似乎也在探究和回應人們內心深處的需求,但心理學最底層的假設和原理仍然是哲學性的。

三、內卷的意義,抑或尋找生活的意義

李晨怡:其實我們大學生對以後要過甚麼樣的人生也有很多的思考與糾結,其實我們特別想問大學生為甚麼不能開開心心地上大學,因為我們時常覺得自己特別累。剛剛老師您說要在生活中提出問題,但這也需要非常多的精力,恐怕大學生已經沒有這樣的精力了,我們在現實中卷得太累了。一些人可能會採取躺平的態度,而躺平的態度也還會招致各種批評。大學生不知道應該怎麼從這種累得卷不動但是又被迫去卷的牢籠裡面逃脫。

劉擎:你們說的「卷」是甚麼意思?提高績點是不是?

石心宇:「卷」的一個很重要的內涵就是競爭:你要贏過別人。

鄧希瑋:還有一個內涵就是無意義的消耗。

劉擎:它不是有意義嗎?因為提高競爭力後可以得到好處。

章佳傑:就光從個人來說,確實可以說我靠著五千字的期末作業,拿一門4.0。但從總體來說,他就把優秀的門檻拔高了,老師會覺得今年大學生有能力寫五千字,再過一年我們就可以寫八千字。

劉擎:老師怎麼會有這種想法?難道寫短文章比長文章更容易嗎?本科生的作業我一般就布置3000-6000字。

回到你的問題。大學生還能不能開開心心地上大學了?簡單的回答是不能。為甚麼?因為在現代世界,你要的那種「開開心心」可能是不存在的。我們現在的不開心主要是個人的學業或事業負擔過於繁重了,對不對?你們說的開開心心如果指的是悠閑散漫,那麼除非你生來就是「富二代」,這幾乎就是不太可能的。那麼我們可以問:人有沒有可能在比較緊張或不那麼松弛的情況下開開心心呢?你想想,自己打游戲的時候精神其實是高度緊張的,但為甚麼還會開心呢?你談戀愛的時候,會付出很多時間精力,往往情緒起伏激蕩,而且還會有些憂傷,但為甚麼還會甘之若飴呢?

所以只有明確了你要的開心究竟是甚麼,才能明白你的不開心是怎麼回事。不開心並不是因為忙,並不是因為你要花很多時間精力或者很多錢去學習,而是你覺得這是一種內耗,是一場無意義的競爭,是一種軍備競賽。眼下的「內卷」似乎可以比作「重力問題」,就是作為一個無法改變的約束性實在。就像你問自己為甚麼我就不能飛起來啊?對不起,這是因為重力的約束,你沒辦法。那麼你要問,對當下的你而言,內卷的狀況是不是已經具有重力一般的實在性?可能並非如此吧。你仍然可以有所選擇:選擇完全退出這個內卷的游戲,或者充分介入這個游戲,或者有限地參與這個游戲。完全參與和完全退出之間是一個連續譜,你還是可以在兩極之間找到一個自己的位置。

但是還會有好多人說,我拼命卷了還不一定能贏,這很令人惱火的。但退出的代價是甚麼?你已經參加了一次高考的內卷,把你送到華師大的哲學系,在這樣一個985名校中已經完全足夠了。所以你為甚麼一定要再去卷?因為你還想在華師大哲學系畢業再讀個研,讓你變得更有競爭力,對不對?有可能你們已經形成路徑依賴了,最後整個人生都在追求一個未來的獎賞,似乎一直這樣追求,最後就會有一個自由的生活,但可能永遠無法抵達。

我們可以提一個口號:任何過度內卷的生活都是不值得過的。因為我相信,一個人如果會有好的認知、思維與言談,有靈氣和悟性(這些都是不那麼容易用指標評價的內在品質),如果具有這些品質,不僅更有可能找到自己心儀的工作,而且也更有可能展開豐沛的人生。如果過度內卷損害了自己那些更基本更重要的(雖然難以用數量來標志的)美好品質,這個代價太高了,這會是極大的損失。這不僅限制了你的工作前景,更重要的是損害了你作為一個生動有趣的人去展開有意義的生活,而且我相信也會損害親密關系,是不是?誰會喜歡和一個無趣無聊的人一起生活?我知道有人會反駁,有錢就可以!好吧,我承認,一定有人會選擇和一個有錢但無趣的人生活。但無趣無聊的人會更有可能在事業上成功嗎?我不太確信。

石心宇:現在年輕人都被數字化的東西洗腦了。

劉擎:這也是我在幾次講座中提到過的。在現代社會中數量化的指標是普遍通用的,而你質性的品格(character)只有你周圍人才知道。品格是重要的,卻無法被轉化為通用指標。比如,你的學位是一個通用指標,還有你賺的錢、你的所謂「身價」,誰都聽得懂。所以人民公園的「相親角」,人家主要就是標明一系列指標,如果標明你「喜歡詩詞」,這可能就不太有用,對嗎?這是現代社會的問題,信奉特定意義的強者,必須被目前主流的通用指標識別出來。只有當你達到這些指標還綽綽有餘,你才可以再去發展自己的性情、精神品質、藝術素養等等,你才能獲得比較健全的成功。但對大多數人說,這太難了。我覺得這是現代社會特別麻煩的問題,也很容易讓年輕人產生挫敗感。

其實包括哲學專業,學院體制裡的工作也是很卷的。比如大多數學文科的青年教師,本來是出於熱愛學術生活才從事這個專業,哪怕收入不太高,但滿足了自己的愛好。但進入體制化的學院,就不得不面臨著「非升即走」的難題,必須要保持較高的「學術生產性」,有時候就不能被為了生產性而迎合屈就,去做自己不感興趣但容易出成果的題目。最後這樣的生活離開自己的初衷,一種自由的智識生活,相去甚遠了。但如果不去競爭,就可能會失去做一個專業學者的資格。那麼,學院的生活本來應該是甚麼樣子呢?這裡就會出現困擾和挫折感。

王瀚慶:我發現同時也有一個「管」的問題。我跟一些我們班的同學聊過,這部分同學現在可能比我們在座的可能(對自己的規劃)還要更不「清醒」一點。主要是因為在高中時候,被管得太多了,但一下子從高中升學上來,又大半年都處在疫情狀態,他都還沒有品嘗過大學生活應該是怎樣一個滋味。然後你現在突然要跟他說,到了大學就要自己管自己,要自律,你要自己能夠規劃自己的時間。他可以說我連高中都沒有主動努力過,你怎麼讓我在大學裡面去主動?我當時覺得,一方面我會站在一個道德制高點上,我說你高中不努力,你難道一輩子都不努力嗎?

但是另一方面,我仔細一想,我覺得挺可悲的,因為他再怎麼樣不努力,高中也是被「管」住的。我認為「管」的意識也可能是在人性裡面的,人是有期待自己被管理、指揮、領導的方面的;但如果說這個東西長期占據了生活的主流,就會產生很強烈的那種不適應感。

石心宇:大學生總體的心理狀態其實是很令人憂慮的。我看到新聞說,現在大學生有各種各樣的心理疾病,比例也在不斷增加。

章佳傑:其實我們現在也會為各種各樣的現實中的問題感到困擾,包括很多與我們息息相關社會性議題,很多情況下我們對現實是無能為力的,似乎學不能致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會對人生有一種無法掌握的感覺。

劉擎:其實在一個制度性的約束當中,獨善其身是蠻難的,一個人怎麼可能改變整個環境條件呢?一個人是沒用的,而且哪怕是好多人也沒甚麼用,你一定要變成重要的人物才有用。但等你變成重要的人物之後,可能已經是體制的一部分了。不過雖然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但是你們至少會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王瀚慶:是的,而且哲學系的學生就經常會被質疑,比如我爸媽就會說我「是不是想太多了,這麼遠的事操心這個幹甚麼」?他們會認為我是很憤世嫉俗的。

劉擎:我們大概不能僅僅把哲學簡單地看成一個專業,或者一種知識。哲學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培育一種智識敏感性,一種精神氣質,以及由此引導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必特別高大尚的形式,比如生活中能不能有這樣一個領域,它不必是一個物理空間,可以是一個微信群的方式,或者簡樸的聚會,造就一個思想精神的空間,比如就像我們現在這樣,和同伴訴說自己的看法,一起喝咖啡、喝茶、吃吃火鍋,然後聊一些好奇的有意思的的發現,或者疑惑,或者痛苦和困惑,其間會聯繫到哲學中的某種脈絡。我覺得這樣會聚交往會是一種慰藉,也是一種鼓勵我們的力量。我覺得這可能也是學習哲學的重要功用之一,使我們有一個心靈的領域,沒有完全被吞沒。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精神才是活著的。

王瀚慶:我覺得劉老師這點說得很對。我覺得我們沒必要給這個學科安一個那麼學究氣的詞,說它是「哲學」。其實,思考它是人的一個本能,一個人坐下來,他只要吃飽喝足了坐在那裡,他就會胡思亂想。比如說像上個學期的四五月份,大家都被封著……我當時天天看當代政治哲學,比如羅爾斯……但是那時候我寢室裡的室友們都願意跟我討論這個問題。他們不是哲學系的,卻願意跟我討論甚麼「無知之幕」、甚麼「原初狀態」。我現在這簡直不可想象。因為大家一說起這些都會覺得很枯燥、很抽象。而且他們不只是對於哲學感興趣。我當時深切地感覺到,沒有甚麼是可以阻止人思考與言說的,人會自然而然地感覺到思考中的一種很強大和美好的力量,然後你們會自發地形成一個很小型的公共空間。

劉擎:對,我的意思就是這樣一個小共同體,在其中尋找意義感和歸屬感。人的精神生活還是很重要的。現在大家都著眼於追求物質生活,其實也是在追求精神。我們先撇開溫飽需求不說,我在一次演講中說過,「人有兩個需要,第一,賺錢,第二,賺更多的錢」。賺更多的錢其實就是某種精神的需要,這是為了社會地位,因為這是有標識的。但精神生活的領域很開闊,不僅僅限於尋求社會地位的承認。對你們這一代人來說,大部分家庭出來的孩子,沒有經历我們這代人在青少年時期經受過的真正的物質匱乏,所以物質需求沒有那麼緊迫,對於你們的生活質量而言,精神生活就變得格外重要。我想,要有同道與共同體,需要相互支持、鼓勵安慰,這都是挺重要的。

李晨怡:關於這個問題,我想說,同宿舍的人或者說身邊的人團結成一個共同體的時候,我們還是要警惕一個問題:因為我們幾乎都是與來自相同背景的人在一起生活和學習,知識生產與觀點輸出其實難免固化在自己的階層中,我們都不自覺地代表了一種中等階層。我們未來在知識生產的過程當中,能不能走出自己的這種中產性,然後去抵達更普遍的人群,比如底層群眾,那些更加沒有辦法在公共空間表達的人們。

劉擎:你看,你好像不太關心跟上層的關系,而是憂慮能不能和底層保持接觸,這就說明你具備了一種意識,有一種社會進步主義的關懷。

李晨怡:我們到底有沒有可能超越我們這種局限呢?

劉擎:我認為是可能的。當然,這需要自己付諸主觀的努力,另外也需要機緣。我知道一些年輕人,熱心於公益活動,並不為了簡历上有一個甚麼實習經历,而是有一種內驅力,讓自己走出舒適區。舒適區可能也是必要的,人的確需要一定的舒適。但一直舒適的生活,其實不那麼舒適。只有不怕挑戰,接觸不同的人,讀一些和自己觀點相左的東西,這是特別有意義的,否則你就不會成長。當然有的時候,在特別險峻的情況下,找到自己的同道,抱團取暖也是重要的。

石心宇:感覺現在很多年輕人他們的生活之中沒有他者,他們永遠是和自己同質的人相處,發朋友圈或者點贊。這也包括一些公共的行為,比如說轉發聲援和公共議題的討論,他們其實都不是在和他者進行對話。一位哲學系的老師就說,哪天這群年輕人開始關心保安了,你才可以說他們真的在進行一種公共的討論。他意思是在說,其實大學生們都只是在關心自己,是在標榜自己的一種身份,我覺得這確實也是一個問題。包括現在一些文藝青年他會喜歡看一些別人都看不懂的書和電影,然後聚在一起形成一個自我感覺非常獨特、高級、充滿疏離感的所謂「文青」群體。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很多人好像在看書,但他們沒有真的看過。

章佳傑:我也想到一個類似的問題。其實就在上個世紀五四運動的年代,就已經有知識分子主張去農邨、去下鄉,去體驗農民的生活。在這種觀念下,也出現了像魯迅,或者說後來的趙樹理,如此之類的文學家。不過這似乎仍是作為知識分子去靠近他者,好像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關懷,是居高臨下的。隨著觀念的轉化,似乎又說我們是不是應該去尋找底層老百姓的自發性,然後就有了啓蒙這種說法,主張去廣開民智,從而隨著人民的醒悟,就會去做點事情為自己爭取應有的解放。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在當代還是存在的。雖然我們一直說啓蒙,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好像能做的也不多,可能也就是去關心一下我們的宿管阿姨,關心一下保安,僅此而已。我們顯然不能居高臨下地進行指導,主張我們告訴人們一套理論,讓人們按照這個方向走。我覺得如果真的有啓蒙的話,它不是單向的。

劉擎:對,其實這是一個形成交集的問題。你和人家的共同生活,不是說一定要住在他們家才能有一種共同生活,而是彼此的生活能有真正的交匯,一種真正的相遇,可以去人家裡吃飯拉家常。比如說和工人相擁,最好就在工地上,在工人實際工作的場景裡和他開始對話。在這種情景裡面,你不是帶了一整套自己的教條,去告訴別人如何生活,而是聽他們講述自己的生活。你聽到的東西很可能讓你得到啓發,反而會教育你。你可能遇到從沒有見識過的情況,讓自己學的那些理論去面對現實場景,而且獲得更直接的感受。這些經驗其實都對自己的成長有意義。你們這一代學生,背景條件和我們小時候差別很大了。我們的學生時代,不只是校園生活,會去各種各樣的地方。

所以讀書人或者知識分子,可能會因為某種道德感或目標去做些甚麼,但也可以為了更豐富的社會感受去做一件事情,發現了自己的動力。這是一種養成,最終可能會造就一種品格,無論通過甚麼方式,想要成為一個更好的、更豐富的人,願意去做些真正有助於社會的事情,哪怕事情本身微不足道。這種願望成為自己的內在需求。

這種內在需求是需要培養的,哪怕是從虛榮心開始也沒關系,但需要保持一種意識,就是主動去關懷弱勢的底層的生活,並且知道在道德認知上是正確的。這是不容易的,但卻很有意義。我有一些熱心公益事業的朋友,也努力提供些間接的幫助,但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我見證了他們在實踐自己內心願望時那種精神飽滿的感受。許多事情是非常難的,但他們好多人從中獲得了生命的意義,有一種幸福感,我對他們抱有很深欽佩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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